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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塑造的“龍象爭霸”

  • 作者:上海書評 梁捷
  • 發布日期:2014-04-11


《從西天到中土》是2010年底在上海舉行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動的演講實錄,演講和評論者包括了阿希斯·南迪、帕沙·查特吉、杜贊奇、陳光興、王安憶等多位著名中印學者。幾年時間過去,但在許多中印學者間仍常能聽到對那次活動的回憶。它無疑已在印中交流史上留下了一些痕跡。

從這本演講錄中,我們很容易發現對話內容的失焦,不論主講的印度學者還是回應的中國學者,都沒有為這樣的突然“相遇”做好充分準備,對對方關心的論題感到陌生,對所涉及的背景知識感到陌生,以至于常有“雞同鴨講”的感覺。這也正是此次活動意義所在,強制地使雙方面對面坐在了一起。

歷史上的印度化與中國化

探討中印交流的歷史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對這兩個歷史悠久的文化體而言,疆域和邊界一直在調整。幾乎不可逾越的喜馬拉雅山把這兩個地區隔開,但是通過中亞,通過東南亞,中印的互動影響從未斷絕。中印交通不僅體現在幾條絲綢之路上,中亞和東南亞的大片土地本身就是中印交流的最有力證明。

東南亞歷史研究中有一本名著,賽代斯的《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賽代斯把東南亞古代歷史上的許多國家,相當于今天的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尼等地區,都置于一個“印度化”的框架下來探討。南印度的泰米爾人早在公元前后就對這些地區移民,然后帶去很容易獲得認同的印度教,使得這些地區“印度化”。我們直到今天都很容易在這些地區看到“印度化”的痕跡。

“印度化”本身是需要反思的概念,而東南亞的“印度化”也不是一次性或一蹴而就的。以佛教為例,佛教最初只是印度東北地區的宗教,在東南亞的傳播要晚于印度教。但在后來的歷史里,佛教與印度教的傳播交織在一起,時而對抗,時而包容。在柬埔寨吳哥窟,佛教與印度教的建筑雕塑相互毀滅;而在印尼的婆羅浮屠,兩者卻能和諧共處,這提醒我們“印度化”本身包含的復雜性。

而這些地區除了“印度化”之外,也不可避免地面臨“漢化”、“伊斯蘭化”以及相對較晚的“西化”。中國文化在許多時期都很強勢,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影響這些國家,并且輸送大量的移民。移民時間太久,以至于華人在馬來本土化而變成了“峇峇”與“娘惹”。這些歷史進程都與“印度化”進程并行,并多有反復,這也是我們認識這些區域歷史的總體背景。

如果把視野投向中國新疆和中亞地區,我們也會看到類似的情形。誕生于東北印度的佛教,在公元前后通過貴霜帝國的擴張,傳入了中國西域的于闐、龜茲等地區,然后再通過絲綢之路進入中原。早期佛經翻譯,無論譯者還是所使用的文本,都與中印之間這片西域有著關鍵聯系。

不妨舉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三國時代的康僧會是一代高僧,受到東吳孫權的禮遇。從名字就可看出,他本是康居人,相當于今天的哈薩克斯坦地區。據《高僧傳》記載,他“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即跟隨父親從印度移居當時在中國治下的越南,然后再來漢地學佛,成就事業。早在那個時代,中印之間的陸、海交通就已暢通無阻。

這里必然涉及另一個問題,就是中印之間的國家和地區的自我認同。這個問題早在千百年前就伴隨著印度化和中國化而出現,在近代民族國家語境和“兩泛”等思潮影響下變得更突出。我們在探討中印關系、中印交通的時候,也需要關注居中小國的歷史認識。

說到中印交通,我們大約第一個想到玄奘法師和《大唐西域記》。在他之前有法顯,之后還有義凈,同一時代還有被傳為“一人滅一國”的王玄策,但是這幾位的名聲比起玄奘法師,似乎都要差一截。可我們試著把這幾位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出認識中印交通的復雜性了。

法顯是東晉人,背后沒有一個顯赫的王朝來支持。他和同伴出敦煌,越蔥嶺,從陸路去往天竺,在北印度學習數年后,經過斯里蘭卡從海路回國。當時還沒有名噪一時的納爛陀寺,卻是無著、世親等宗師發展大乘佛教的關鍵時期。玄奘法師遲至六世紀才來到印度,當時唯識論已經成熟,納爛陀寺也已建立起來,玄奘又受到戒日王的優待,從而可以感受到兩個成熟文化體之間的正常交流。但季羨林先生指出,當時佛教在印度已是日薄西山。

這實在是個意外。從長時段的印度歷史來看,玄奘所經歷的相對統一、平靜、尊崇佛教的政治環境,這樣的日子真不多。仰慕玄奘、從而比他晚數十年造訪印度的義凈,就沒怎么看到玄奘所目睹的佛教盛世,而同一時期多次出訪印度的王玄策甚至被迫卷入了印度內亂。

前幾年有一位電視制片人試著重走玄奘西行之路,寫了一本《萬里無云》,被譯成多國文字。她努力探尋佛教遺跡,可是所走過的地方,不管吐魯番(高昌)、托克馬克(碎葉),還是白沙瓦(犍陀羅),似乎都與佛教早已沒有半點關系,只能看到伊斯蘭傳統與世俗社會之間的緊張關系。佛陀活動的主要地區屬于今天印度的比哈爾邦,同時這也是印度經濟最落后、暴力最猖獗的地區。作者突然想明白,玄奘當年不也在這些地區屢遇強人,數度涉險嗎,與今天的情境幾乎一樣。文化交流的常態大約就是這樣。

中印身份認同

阿希斯·南迪指出,印度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認同,正是在反抗英國殖民的基礎上所提出。換句話說,沒有英國殖民,也就沒有今天統一的印度。這是一個重要洞見。中國沒有經歷全面的殖民統治,就沒有這層創傷。印度與中國都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建國。可中國只是從內戰中建國,內外有別,于是中國學者對印度那種擺脫殖民的掙扎缺乏感同身受的理解。

印度似乎天然就是“后殖民主義”的試驗場。不用追溯過早,十六世紀初,信奉伊斯蘭教的蒙古人后裔在印度北部建立了莫臥兒帝國,統治印度三百多年。印度教長期被壓抑,突厥化的蒙古人則為這片大陸注入大量伊斯蘭要素。緊接著是西方殖民者的到來,葡萄牙人、荷蘭人,特別英國人在1857年完全接手莫臥兒帝國留下來的爛攤子。英國人為印度帶來許多東西,鐵路、板球和茶葉,還把英屬印度的版圖拓展到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甚至緬甸。同時,也正是在英國殖民的環境下涌現出甘地和其他更為激進的民族主義。

所以在印度,每個人都能很容易地找出各種充滿壓迫、需要反思的權力結構。宗教的、種姓的、性別的、地域的、語言的,所有因素都有可能導致自覺和不自覺的歧視和壓迫。幾百年和幾十年的不平等歷史交織在一起,引申出各種各樣的斗爭策略。我們很難說印度的政治、社會存在多少個問題,印度本身就是問題。

在這次“從西天到中土”的研討會上,印中雙方專家無數次地提到了甘地和泰戈爾,這也是國人最熟悉的兩個印度人。他們活躍時期很接近,雖采用不同的策略表達自己的看法,但都能為大多數世人所接受。同時這兩人又都與中國交好,尤其泰戈爾還多次訪問中國,對胡適、徐志摩那一輩的知識分子產生過一定影響。故而印中學者都愿意將這兩人作為跨文化討論的基礎。

然而世人對甘地、泰戈爾的一般化理解,恐怕與印度學者的理解不完全一致。印度學者對他們的認識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在過去幾十年里,“印度的甘地”和“國際的甘地”早已被拆分,并且在不同的語境下加以分析。在這次既是國際交流,又關注印度本身的對話中,印度學者又一次將甘地和泰戈爾試驗性地拋出,實在包含了更深的用意。

甘地為一般人所知的是他“非暴力不合作”的圣人形象。可這種斗爭策略必須置于英國殖民統治和印度教本身傳統的環境里看,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那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甘地主義才發揮出巨大的威力,進而推動了印度的獨立。今天即使在印度也有許多人想模仿甘地,可再也不能產生當年那樣的影響了。

但在國際語境里,大家對甘地當時所處的印度環境不夠了解,只是抓住他的行為特點,結合他的《自傳》,將其置于道德高尚的神壇之上。這個時候,甘地就完全抹除了本來面目,變成純粹的道德符號。

在“從西天到中土”的對話中,民族主義是雙方最喜歡拿出來討論的概念。可民族主義在中國有著與印度、西方截然不同的含義。在中國,民族主義主要伴隨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而興起,與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結合在一起,主要朝向一個對立的抽象意義上的“西方”,而非朝向國內不同民族、宗教之間的緊張。印度歷史上的民族主義有一個明確的斗爭對象,英國殖民者;印度現在的民族主義則主要針對穆斯林群體,穆斯林也在構建自己的民族認同。

中印兩國的民族主義實在是兩套相去甚遠的話語,但似乎雙方在討論中都并沒有真正理解對方的用意。通過觀察兩國學者對這個概念的不同用法,卻可以促使我們進一步反思這個概念背后所承載的歷史重負。

全球化時代的中印認知

中國學者都承認,自己對印度的認識要遠少于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認識。印度學者亦然。但吊詭的是,正是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將中印并稱,塑造出所謂“龍象爭霸”的形態,逼迫中印兩國學者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同時不得不直面近鄰。而且這次“從西天到中土”的對話,主要也在西方學術語境下用英語得以實現。

單純從身份來看,參與這次對話的印度學者就沒那么“印度”,中國學者也沒那么“中國”,比如杜贊奇是在新加坡研究中國歷史的印度學者,霍米巴巴雖然出生在印度,但長期在美國教書,已經幾乎看不出印度特點了。而參與的中國學者,撇開很多人都有的留學背景不談,陳光興、陳宜中等來自臺灣,羅永生來自香港,魏月萍來自馬來西亞。這些華人、華裔學者用自己的身份彰顯出這場對話的后殖民特色,這也是整個活動的亮點。

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帶著自己的身份與認同,卷入這場浪潮之中。中國人真正到了美國才發現,我們刻板印象的“西方”竟然由如此多的華人、印度人、墨西哥人和黑人所組成,原來美國的很多地方也是可以比中國更中國,比印度更印度的。

中國是個高度一統的國家,書同文、車同軌,迄今已經兩千多年。印度卻從來沒有在這方面統一過,全國至今仍有二十多種官方語言。中國人勉強能接受方言,但無法想象漢語還有其他的書寫方式。可對于印度人而言,比如旁遮普語天然就有兩種不同的書寫格式,印度人與穆斯林從小就學習用不同的文字來書寫同一種語言。書不同文才是印度的常態。

中印之間眾多文化、理念及制度上的差異,如千百年來的歷史一般,主要仍是通過兩國移民在中印之外的土地上“偶然相遇”,這才慢慢傳回祖國。中印都是移民大國,世界各地的產業界、學術界都聚居了大量的華人和印度人,他們在他鄉異域不得不相互交往和學習,既學習了知識,也修正了身份認同。

兩國之間正式交流的渠道十分有限。雖然中國已經努力在印度推廣漢語教學,但是印度學生還是很難找到合適的漢語教師。極個別的印度大學會開設中文課,每年中國給予印度二十五個留學生名額,最優秀的印度學生才能獲得機會赴中國留學。二十五個名額對于擁有十億人口的大國而言,實在杯水車薪。可我們在中國香港、馬來西亞找幾百個能熟練說漢語或粵語的印度人,絕不困難。甚至有很多華人和印度人經歷了數代通婚,熟悉中印文化,已經難分彼此了。在這些群體身上,我們能最好地觀察到兩種文化的對話與交融。

不管怎樣,中印學者都不會否認,兩國相互之間的理解非常淺薄,真正有建設性的對話尚未開始。全球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按西方學術、文化標準而論,各自對全人類精神文化的貢獻遠不能與所占有的國際地位相匹配。有全球視野的印中學者都應為此感到尷尬。

這次的“從西天到中土”實質是一場民間發起的思想對話活動,由一些學者和藝術家共同牽頭,在美術館里,面向非專業的聽眾來討論兩種文明的交流。這個對話活動本身就富有深意。幾年過去,當年對話活動的效果已逐步顯露,確實吸引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投入中印研究和交流的工作中去。至于記載了那次對話的這份文本,大約還談不上是對中印思想的精彩總結,但無疑是當代中印思想交流的一個重要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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